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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最大的挑战不是美国，而是它！

有一个问题，让中国愈发感到困扰：

有5000年历史的农业，居然成了中国发展之路上最大的瓶颈。

在中国一路追赶世界先进的征途上，最早显现疲态的正是农业。

而且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，已经不只是为什么中国2亿多农民远远落后于美国200万农民，而是中国农业竞争力正在被东南亚国家超过。

虽然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实属自然规律，但放在中国超过5亿人生活在农村的大背景之下，确实在沉重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不禁会想起那个中国近代化、现代化的著名论断——

了解中国历史可以轻松发现，农民问题作为教训浸透了历代王朝变更的书卷，作为经验写进当代革命的总结，作为攻坚重点记录在近些年十多个中央一号文件里，它浓缩了一个古老民族两千年关于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思。

进入工业文明以后，所有追求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国家，如果不能给农民一个好的归宿，基本无望实现文明跃迁。这是今天成为强国必须迈过的槛。

成功迈过这道槛的发达国家，它们的经验并不复杂，归纳出来就两个：

1.“消灭”农民。简单说就是减少农业的直接从业者，实现机械化、集约化。最典型的就是美国，二次工业革命开启时人口1亿多农民超过2200万，今天3亿多人口农民仅剩250万。

2.“补贴”农民。农民没那么容易消失，农业产出又有天花板，那就用福利、财政，甚至不惜是贸易保护强行倾斜。最典型的是欧盟，有人做过测算，欧盟的各类补贴分摊到每个农民头上，每年超过10万人民币。

事实上，发达国家是两手都用，两手都很强悍。

这两手中国后来也学会了，的确有效。但中国的国情是：尚未实现富裕，农民依旧庞大，所以在实现小康之后，其边际效应锐减。

然而，没有农业、农村的整体升级，中国就只能是跛足巨人。怎么办？

讲中国奇迹绕不开人口红利，就是用低廉的劳动力实现“世界工厂”的过程。

今天，由于人们不愿生孩子，全社会忧心忡忡，但早在二三十年前，人口就已经是中国农业的负担。中国亩产成本超过美国，人口就不再是红利。

由于人工成本高，只要农民不大量减少，产业就只能低水准。正是从那时起，“农民、农村、农业”成为中国强国大业“木桶”上最短的板。

做个简单比较就知道——

2017年，美国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人约400万，其中直接靠“修地球”讨生活的约250万，中国的这两项数据为5亿和2.2亿。

中美农民之比超过90:1，但美国农业总产值却与中国相当。中美占据世界粮食生产第一、第二的位置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（粮食、肉类）。

再加上中国主要农作物亩产成本基本上都2-3倍于美国（水稻是1倍多），这意味着1个美国农民创造的价值大约相当于100个中国农民，人均收入自然是远远拉开。

所以，不管中国在其它领域如何在飞快地赶超，只要农业、农民之间的距离不缩小，追赶美国就是一个遥远的梦。

那么，不能进一步压缩农民数量吗？把农民从9.4亿减到5亿已经让中国费尽心力——

变身为“世界工厂”，超过2亿农民变成了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工；

通过大规模城镇化，大量农民成为市民或城市第三产业大军；

虽然告别土地的大多数从二三产业的新角色中获得了超高回报，但世界工厂和城镇的容量总是有限。

至于离不开土地的，更加别指望“补贴”能致富。

2016年，中国农业综合补贴已经超过1.8万亿，总额毫不逊色。假设人均比照欧盟打个对折，也就是每年补贴5万人民币，2.2亿农民就需要11万亿，当年一半财政收入就没了。

因此，传统产业模式已经无法给中国农民一条奔向富裕的康庄大道了。在既有模式下，大多数中国农民无论是按阶层还是按财富，都将长期处于金字塔低端。但是农民要富裕，中国要强盛却是肯定的，必须找到新的路径。

进入21世纪，新的路径出现了。

在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数据：2018年，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县域卖家交易额就突破一万亿元，而当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不到12万亿。

这一万亿元，绝大多数是由顶着“农民”的人创造的。他们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土地，官方文件给的新身份叫“农村电商”。

或许正是从2008年开始，在农村电商的助力下，中国开启了又一个让农民成规模脱离土地的历史进程。

还记得安徽小岗村吧！1978年，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。小岗就是中国农村发展的“活化石”，中国当年确立的三个发展阶段——

“温饱”，小岗搞联产承包的次年就实现了；

“小康”，通过深耕农业，搞机械化、集约化，发展乡镇企业、服务业，小岗也是最早的一批；

但要说“富裕”，今天的小岗人过得不错，但跟城里人比，跟江浙农村比，差距依然不小。

2013年前后，小岗村民40%务农，45%从事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工业，15%从事餐饮旅游等服务业。通过二三产业转型，小岗消灭了一多半的农民，这也许是中国农村在传统路径下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。

2014年小岗村人均年纯收入14500元，比全国农民平均高5000，比城里人差几倍。和美国同行相比，人家人均年收入是2.2万美元，差了十几倍。

2013年，严余山，当年“18勇士”后人，俗称“包二代”，属于告别土地实现富裕的典型，第三次奉命回乡创业，为小岗找一条实现富裕的路。前两次他都失败了。

那年冬天很冷，他注意到村民们准备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商场买电热毯，这让他很诧异：明星村已经和时代如此脱节。严余山一键网购，轻松实现了乡亲们的保暖需求，而这次网购打开了他再创业的新思路。

转年，严余山注册了小岗村第一家淘宝店。“包二代”们组成“18新带头人”，试图通过“互联网+大包干”重振往昔荣光。

严余山已属于后知后觉。比他早5年，陕西人王小帮就已经开了山货淘宝店。到2013年时，在阿里巴巴网站上农产品的卖家已经达到39.4万个。

与此同时，小岗村往北200多公里，江苏睢宁沙集镇，卖家具发家的“淘宝村”农民正在把“前店后厂”的小作坊搬进统一规划的工业园区里。到2016年，人口不足6万的沙集镇，网店达15000家。

互联网技术革命进入下半场的影响，中央显然注意到了。从2014年开始，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把发展农村电商作为根治三农的主要手段，农村电商上升为实现顶层新设计的重要手段。

从全国第一批“淘宝村”（东风村），到全国第一个“所有村都是淘宝村”乡镇（沙集镇），再到全国第一个“所有乡镇都有淘宝村”的县（睢宁县），这个过程仅仅9年。

至今十年间，全国类似东风村的淘宝村，从3个增加到4310个；类似沙集的淘宝镇，达到1118个。过去一年，全国淘宝村淘宝镇直接带动683万人就业。

互联网的裂变效应，由此可见。改革开放四十年后，中国终于第一次看到“最短的板”被补齐的希望。

电商给停滞的社会进化重新注入了动力。电商进入农村的十年，也是农民加速转型的十年。更重要的是，电商让那些以农为生的人看到了富裕的希望。

中国农民1949年曾有过两个高光时刻：一是建国后消灭阶级，强调以粮为纲，农业全面恢复时期；还有一个就是改革开放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几年。在1980年代中期的主旋律叙事中，农民最让拿死工资的城里人羡慕，因为他们挣得比城里人还多。

电商的下沉让马云敢重温旧梦。他说：“袁隆平先生把亩产做到一千斤，我们互联网技术要争取把亩产做到一千美金。”

这个目标，中国人“放卫星的年代”口炮实现过。再有就是像小岗那样，整合土地，农场化打理，选择葡萄、蘑菇等高价值经济作物，实现平均亩产一万多人民币，合1500美元。

但小岗经验于中国农村不具有典型意义。中国地少人多，以小农模式为主，土地分散，集中度差、交通不便、流通成本巨大。

对小农经济来说，把好东西卖出应有的价格，减少中间环节损耗和成本至关重要。而这一点，只有互联网革命才能做到。它一手接生产端，一手接消费端，融入这个体系，等于变向提升了市场化、集约化。

比如引导农民培育高附加值的优品，从源头种植到终端消费全程跟进，促进农产品从粗放低端走向标准化、品质化和品牌化，实现农产品升级。

再比如，针对中国市场分散，农户分散、盲目生产常常导致供需失衡的情况，小农户与大市场很容易通过互联网对接起来，减少流通环节，实现需求的错峰调节。

以阿里巴巴脱贫样板县为例，电商的介入可以让一棵奉节脐橙树的收益从三五百元上涨到千元，长汀百香果售价从每斤5元提高到10元，元阳红米的保底收购价从每公斤3.6元提到6.8元。

事实上，成立20周年的阿里巴巴不再只是一家电商企业，而是一个业态丰富的数字经济体。例如，超级独角兽蚂蚁金服，全球排名第三的阿里云，联合中国几大物流巨头打造的菜鸟网络。

而马云提出的“亩产一千美金”计划，也已远远突破农村电商的范畴，从农产品销售延伸至农业产业全链路。起决定性作用的，正是物流、支付、金融、阿里云科技等基础能力。

就在10月10日，阿里数字农业事业部首次亮相。这个全新的机构，通过建立产、供、销三大中台，在全国落地1000个数字农业基地。预计到2022年，阿里平台涉农产品年网络销售额将突破4000亿元。

“农业科技+数字技术”，预先展示了农业自我升级的路径，这一示范意义价值尤其大。

据了解，“亩产一千美金”计划启动以来，已覆盖全国25个省份近1亿人口，孵化超过2500个农业品牌。

作为 “亩产一千美金”计划升级后的核心，“基地模式”指向两个目标：一是智慧农业，农田变身“农工厂”，实现规模化、标准化生产，与制造业同步智能化；二是订单农业，以销定产，让农民不再靠天吃饭。

2018年天猫双11，产自四川的平武蜂蜜，在售罄后预售到了2019年9月，1万名消费者情愿为一罐土蜂蜜等上一年。

国家最高领导人曾叮嘱地方官员：“农业农村工作，说一千、道一万，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。”

2019年，中国经济挑战陡增。2018年12月，GDP增长仅5.9%，创近十年新低。2017年，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.35%，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16个百分点，这表明有2.3亿人虽已进城但尚未落户城镇。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返乡，二三产业返农或许会成为社会现象。

城镇化仍在持续推进，但返乡潮已经启幕。人口数据显示，中国人的流动正在快速下降，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，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已达780万人。

旧问题未了，新问题又生？

四十年前，中国农民撬动了土地改革，种出了希望。之后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，形成了农民就业的“第二空间”。

进入互联网时代，新一代农村青年扎堆电商平台开店，聚集形成的“淘宝村”，让凋敝的乡村又焕发了生机。“生在农村却不姓农”，“淘宝村”成为乡村工商业复兴的缩影。

农村电商带动的新兴产业，提供了返村或就近就业的“第三空间”。而且这个空间，天然就具有两面：一面提振农业自身，一面打造新产业、新业态，自然促成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。

2017年，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22万亿元，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达到7400亿元，这些都是“互联网+”从传统农业挖掘出来的多种功能。

它们给整个农村创造的价值，近四十年来唯有改革开放、入世……等几个词可以相提并论。

1949年后，靠人多力量大，中美农业差距先是迅速缩小，然后因为科技和高度市场化，再度被飞速拉开。

传统工业化、城镇化解决不了体量巨大的中国农业、农村、农民现代化的问题，而农村电商迄今的探索，有可能为世界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方案。

但更应该看到，这条路并不容易。

农村电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，涉及互联网基础、交通物流、人才培养、产业基础、市场运营等方方面面。

多年来，政府和企业持续加大投入，建设农村电商基础设施。截至2017年底，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6%，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从2013年的50%增长到2017年的87%。但整个系统基础依然薄弱，2014年响应中央号召一窝蜂下乡搞电商的，能坚持到今天、还在持续投入的也就那么几家了。

就交易规模来说，目前阿里巴巴最大。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发布的《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》显示， 2018年，天猫、淘宝共占据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75%的市场份额；此外，国家级贫困县的电商脱贫任务，阿里巴巴经济体分担了72.6%。

而相对于全社会网络销售，农产品上行占比依然极低，需要持续投入，形成规模，塑造良品，引发口碑。

比如，被称作“最大痛点”的物流到乡不到村，农民买条电热毯都不方便，更甭提对保鲜保质有更高要求的农产品上行。

问题正在得到解决。

截至2018年底，菜鸟乡村物流已进驻全国29个省的900个县，建立3万多个村级物流站点。菜鸟最近还发布“百灵鸟”计划：未来一年，开通1000条以上农产品上行“高速公路”。

金融基础设施，则由蚂蚁金服担纲，给予农户普惠金融贷款支持。网商银行目前已累计服务超800万“三农”用户，并且已和中国超过300个县签约。蚂蚁金服的科技实力也不容小觑，其区块链溯源技术已用于农业领域，让每一袋大米都有专属的“身份证”。

要接入互联网经济，不是有网就行，关键是人才和理念。这同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

扶贫领域有句老话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而马云说，兴农扶贫，不仅要授人以渔，还要造“鱼塘”。

在这个“鱼塘”中，网店店主不是唯一的主角。快递小哥、打包工、平面设计师、网络主播，甚至地方官员，共同组成了活跃的生态圈。

2019年阿里丰收节，淘宝主播薇娅示范了“一个主播一场直播抵过一个小电商”：她在2秒内卖掉1.3吨云南咖啡，3分钟售完110万枚鲜花，4小时销售云南特产超3000万元。

“我的观点很清楚，最终让善于做市场的人做市场，善于做种植的做种植，善于搞运输的做运输，善于做网红的做网红、搞直播。只有完成这样的大分工、大协作，才能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各展所长，走向市场。”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勇说。

刚卸任的马云，在创立阿里巴巴20年间，因一一实现“当年吹过的牛”而成为传奇。1994年，完全不懂互联网技术的杭州英语教师马云，在美国邂逅互联网后，不顾反对和嘲笑开始了创业。

同样在1994年，4月20日，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，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，开启互联网时代。中国经济实现了“弯道超车”，社会、文化、制度全面进步。

二十多年后，拥抱互联网的青年与电商一同下乡，不仅解决了农村空心化问题，还将带来更多的资金、技术，先进的文化、思想和治理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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